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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学模式看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  

2018-05-15 10:57:55|  分类: 社会思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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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学模式看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
2018年05月15日 08: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邢建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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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是一种具有人文意义的知识生产。基于文学的、基于哲学或美学的、基于相关学科的、基于跨学科的,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几种主要路径。这几种路径相互交织或交替,构置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图景。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路径的解释,可以揭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

  历史上,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一方面,理论的生成来源于文学,文学对于理论具有基元的性质。另一方面,理论又可以逸出文学的牵引而成为独立的书写行为。理论逸出文学的牵引,成为很多人指责理论的一个理由。他们认为理论研究了理论的一切,唯独不研究文学。言外之意,一种与文学不相关联的文学理论是不存在的。究竟如何看待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表面看,理论远离了文学,实际上文学仍然是在场的。例如,希里斯·米勒一方面大谈文学的死亡、文学的终结,另一方面却高调宣讲“文学的权威性”;特里·伊格尔顿几十年前就宣布文学根本没有什么本质,但是在晚近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事件》《如何读诗》《文学阅读指南》等中,反复讨论的却是文学的价值、本质、形式等明显具有“本质主义”特征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如果对作品的语言没有一定的敏感度,那么,他就既提不出政治问题,也提不出理论问题。而萨义德后殖民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性的文本。由此可见,文学的在场,是理论的一个深层结构。道理其实很简单,文学作为一种比历史更具哲学意味的存在,永远是一个激发理论想象和理论实验的跑马场。

  马可·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中认为,理论以及建立在特定观念基础上的文学批评,对文学采用了一种非文学的方式来处理,结果导致理论对文学的“剥夺”。苏珊·桑塔格也认为,阐释使“艺术同化于思想”,使“艺术变得可被控制,变得顺从”。马可·爱德蒙森和苏珊·桑塔格揭示了历史上文学与理论的紧张关系,但他们没有思考到的问题是,理论不仅是一种独立的进入文学的方式,也是一种独立的以文学为载体的进入世界的方式。文学理论的展开,既受文学对象的制约,又有着不以对象为转移的特性,是独立的而不是依附的。尽管如此,好的理论永远是与文学保持着巨大张力且富于文学性的理论。理论不仅要回到文学,接受文学的检验,也要回到自身,接受理论的检阅。

  这些年来,反思成为包括文学理论在内众多人文学科的一个共同特点。反思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是保证文学理论知识有效性的一个工具。反思,即对于自己“有所不能”保持警觉。反思不是一般的回头看。一般的回头看,对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增长没有多大意义。基于一种经验的反思,更是对文学理论的知性品格的破坏。反思,作为“思”的主体对“思”本身的再思,是由于视角的引入发生的。所谓“视角”,按照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曼海姆的观点,不只是一种观察事物的方式,同时也包含着人在观察事物时、在思想中对事物的建构。“视角”是造成思想或知识差异的一个直接来源,两个人即使以同一方式应用同样的形式逻辑法则,也可能对同一事物作出极不相同的判断。

  进一步看,视角其实就是一种知识学模式。知识学模式不是知识的形式,而是决定知识陈述所以如此的深层构型或“秩序”。从知识学模式出发,不仅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特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知识生产具备这样的特点。知识学模式既是理论的,也是方法的。例如,新批评就是在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的背景下基于语言学模式而建立起的一种文学批评实践活动。对“语言”在理解方式上的变化,决定了新批评理论展开的面向。从过去对语言“表征什么”的关注,到现在对作为“表征的语言”的关注,正是对语言理解方式的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内在地催生了以关注语言机制为特点的新批评实践活动的发展。
从新批评开始,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开始与特定的知识学模式结合起来。那种依托特定哲学或美学观念支持的被称为“总体性的文学理论”开始衰落,而依托特定知识学模式的“局部的文学理论”开始活跃在文学理论的中心。从知识学模式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再到文化研究论的演进,内在地体现了一种知识学模式的转化。

  客观而论,无论是反映论还是审美反映论,其知识学模式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主客二分式的,认识论的,客体论或主体论的,基于单一学科的,等等。区别只在于对认识主客体不同维度的强调。虽然审美反映论在新时期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解释文学的深层知识构型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其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变革的意义是有限的。只有到了文化研究论(包括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等),一种知识学模式才开始重新塑造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吉本斯认为,在全球范围内,一种不同于传统知识生产模式1的知识生产模式2已经产生。知识生产模式1主要是基于学科内部在认知语境下完成的,而在知识生产模式2中,知识则在一个更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中被创造出来。文化研究对身份、种族、性别以及“表意实践”的关注,正体现知识生产模式2的特点。文化研究的这些特点,在审美文论的知识体系里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在知识学模式的观照下,一种新的理论或思潮诞生的学理根据才可以得到说明。

  罗兰·巴尔特在谈到结构主义的时候说过,“结构主义这一名称今天应该留给特别强调与语言学有直接联系的那种方法论的运动”。按照乔纳森·卡勒的理解,语言学作用于文学批评,带来了对于文学的新理解:首先,语言学的模式有助于丢弃建立在因果解释基础上的文学史和传记批评的传统。其次,语言学提供了一系列可以应用于文学的概念,如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横向组合和纵向组合关系、等级系统的层次、分配性和综合性的关系、意义的区别或差异性本质等,运用这些术语有助于对文学结构的关系分析,并产生出意义。显然,结构主义诗学不是文学理论基于外部社会、政治因素的促动所产生的变化,而是作为知识学模式的语言学应用于文学的结果。“不把文学看作一种再现或交流,而把它看作一系列的语言形式”,阅读不过是“参与文本的游戏”,“不解之谜、间隙、躲闪便成为快感和价值之源”。(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些思想正是结构主义诗学在知识学模式上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变化。

 
  (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14JJD750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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